俞敏洪：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

大家在人生的经历中遇到过很崩溃的事情吗？

我遇到过，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我会读读名人传记，看看他们有没有遇到我和我类似的事情；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或者说他们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应对方式可能会对我有所启发。

长时间下来，这个习惯让我对名人的苦难经历或者处理棘手问题的经历有强烈的好奇心。最近，读了俞敏洪的自传《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感觉挺有意思。

俞敏洪是新东方的老板，在“双减”政策之后，新东方转型做了直播，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东方甄选，可能很多人还买过他们直播间的大米。当然，我没有买过，因为理智促使我很少为情怀买单。

离开北大

俞敏洪曾经是北大的老师，他的梦想是出国留学。但老师的工资低，很难赚够出国的学费。作为南方人的他，天生的商人基因让他找到了赚钱的路子——开英语培训班。这条路子获得的收入比工资高十几倍，利润十分丰厚。

于是，他打着北大的招牌私下招生，这意味着和北大“官方”的托福培训班形成了竞争关系。学校当然不会允许北大老师和北大抢生意，况且学校禁止老师私下办培训班。俞老师无法避免地和校领导发生了冲突，并因此被处分。

处分的通告在学校的高音喇叭上足足播了一个礼拜，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对俞敏洪名声的伤害极大。后来，学校分房自然没有俞老师的份了。在中国的社会体系下，名声对一个人来说极其重要。这种“德治”社会虽然在人口大国里对秩序起着巨大的作用，但也给一些人带来了巨大伤害。一遭名声败坏，要背一辈子，这对当事人是多大的打击。

那时俞敏洪已经结婚，本可以在大学教书过安稳的生活，但这一纸处分，让他决定从北大离职。最后，他骑着三轮车拉着家当离开了北大，开启了新东方的事业。

死磕办学证

办培训班需要办学证，类似于现在的牌照。如果没有就无法公开招生，这意味着无法扩大规模。俞敏洪没办法，找了当时一个叫东方大学的机构联合办培训班，条件是支付总收入的25%给东方大学。

东方大学不参与招生、培训等所有事情，却要分掉一大笔钱。随着培训班的规模越来越大，俞敏洪意识到这不是长久之计，他决定就算再难，死磕也要把办学证拿到手。

要拿到办学证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大学副教授以上职称，二是要经原单位同意。

俞敏洪在北大只是讲师，没有副教授职称，而且北京大学处分了他，不可能同意他办学。两个条件都不符合，教育局直接拒绝，并叫他不要来了。

不得不说，俞老师的脸皮是够厚的，每隔一两星期就去教育局和办事的人聊天，久了大家就混熟了。

大概耗了半年，教育局放低了办学的要求，只要他能够在人才交流中心拿到允许办学证明就放行。可是人才交流中心的工作人员根本不给他开证明。直到遇见他一个在这里工作的学生，在她的帮助下才拿到证明。

办学证到手后，俞敏洪离开东方大学，开始独立办培训班。原来的“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这块招牌积累了相当的名气，新东方成立后，大量学生还去那边报名。为了顺利切换品牌，新的培训机构起名叫新东方，而且从东方大学买断了“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三年的使用权，每年支付20万。

这一系列的操作，可见俞敏洪有相当不错的商业头脑。

被赶下董事长的位置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比如亲情、友情、同学情。在这种社会成长起来的人，自然会想到找自己熟悉的人一起做事业。俞敏洪也不例外。新东方的培训班办得风生水起，俞敏洪开始寻找人才。

除了拉亲人朋友入伙，他还出国把大学同学王强、徐小平拉回来一起跟他干事业。这三人被称为“东方三驾马车”，也就是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原型。

亲人、同学、朋友之间，天然有信任感，在事业的初创阶段一起工作沟通效率非常高，而且为了共同的目标，凝聚力非常强。

当公司到了一定的规模，这种人情关系构建起来的团队，会使公司的人事关系变得非常复杂。

一是，团队没有组织架构，决策效率低下；二是，老板没有话语权，下面的人不知道该听谁的，却谁都不敢得罪。

后来，在新东方改革期间，创始团队出现各种矛盾，俞敏洪无法短期内处理好这些矛盾，被管理层认为是不合格的董事长。于是，俞敏洪从位置上退了下来。

退位期间，其他几个领导轮流做主，也无法处理好团队的矛盾。俞敏洪开始大量阅读公司管理、股权管理的书籍，积累比其他领导更丰富的管理知识。两三年后，他重新回到董事长的位置上。

他能回到位置上，管理知识是一方面，我斗胆猜测，运气的成分占比很大。毕竟被自己的公司赶走的大有人在。

结尾

除了上面3个故事，俞敏洪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故事，比如“被抢劫险些丧命”、“知识产权侵权风波”、“新东方上市”、“遭遇浑水公司做空”等等。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他来自农村，《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语言坦诚，像他本人一样。他的人生非常精彩，展现了他强大的韧性。

他的成功，有时代的机遇，也有个人的努力。我们可能无法准确把握时代的机遇，但可以学习他的努力和韧性，在崩溃之时屹立不倒。